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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多角度分析告訴你為什么我們常說的列祖列宗都是男的?

放大字體  縮小字體 發布日期:2019-10-21 23:50  

祖先這個詞,幾乎所有人在談到它時,幾乎自動都是指父系男性祖先,傳統社會尤其如此。為什么祖先之等于父系的男性祖先?

這得從早期人類社會的構成方式談起。早期人類社會不僅都是小型熟人社會,而且都有相當近的親緣關系,通常由少則六七個多則二十幾個擴展大家庭組成;如此小的規模,只能實行外婚,實際上往往是從夫居的外婚父系群,即,男性成年后留在出生群體內,女性則嫁出去,加入丈夫所在群體。

▍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出土了4萬多年前的一個尼安德特人家族的骨骼,6具成年人骨骼中3具男性來自同一血脈,3具女性則來自不同血脈

之所以父系群更為普遍,同樣是因為戰爭。首先,群體間沖突的一大動機和內容便是誘拐或擄掠對方女性,而誘拐擄掠的結果自然是從夫居。其次,戰爭從來都是男性的專屬分工,親緣關系強化成員合作關系最便捷的方式,而父系群能保證群內男性有著足夠近的親緣。

然而,能促進緊密合作的親緣關系會限制群體規模,因為隨著代際更替,親緣漸疏,到一定規模,親緣關系就變得難以識別。因為一個年輕人不會看到另外一個年輕人的臉時,頭腦中會自動生成“這是我的三重堂兄弟,和我有著1/64的親緣”的觀念。

傳統社會常見的父系擴展家庭里,幾位已婚兄弟連同妻兒共同生活于同一家戶,他們的兒子們(一重堂兄弟)從小一起玩耍,常被同一位祖母照顧,聽同一位祖父講故事,就很容易發展出家人間的親密感,這種情感將維持終身,當他們自己有幸成為父親和祖父時,這一親情便能在他們各自帶領的擴展家庭之間建立起強有力的合作紐帶。

▍在中國近代,四代同堂的情況也屢見不鮮

但因遠古人類的壽命限制,很少有人能活著成為曾祖父,所以最理想情況下,一個人丁興旺的家族,八九位已成為祖父的堂兄弟,各自率領著三四個核心家庭,構成一個五級父系群,其中輩份最低者擁有共同高祖父,這是個人能夠從常規生活經歷中感知到的親緣關系的極限,而這個父系群的在世人數恰好接近鄧巴數,當然,多數父系群沒這么興旺,因而人數會更少。

事實上,人類學家也發現,生活在前定居社會的人們,對祖先的記憶多半只限于祖父一輩,再往前就是一片朦朧,往往連名字都說不出;所以,若要將父系群擴展到更大規模,而同時又保持足夠緊密的合作,必須借助其他手段來分辨親緣關系。

以祖先之名

辦法之一是強化對共同祖先的記憶。在沒有文字的時代,用圖騰和族徽等視覺符號來標識共同祖先和氏族身份,或許是最普遍的解決方案;另一種常見做法是,將從群體共祖通往在世者的系譜編成歌謠或口訣,在各種儀式性場合反復念誦,從而時常喚起在場者的祖先記憶。

南太平洋的薩摩亞人在這件事上就表現的特別認真,每個氏族都有一套敘述系譜的口訣,叫法阿魯派加(fa'alupega),在薩摩亞村莊處理公共事務的政治集會福努(fono)上,每當一位酋長(代表村里一個氏族)入場時,所有在場的其他酋長都要吟誦前者的法阿魯派加,表示對其身世的認可,集會臨近結束,吟誦儀式再重復一遍。

▍薩摩亞家庭

從自己的本名開始向前追溯、羅列一串父系祖先名,是初民社會中十分流行的做法,在形成穩定的姓氏之前,這是正式場合稱呼人名的常見方式,羅列的長度視需要而定,推測起來,很可能一直羅列到所有在場者的共祖為止,或者到某位聲譽卓著的先輩。

這種呼名方式在現代阿拉伯人中仍可見到,而在其他民族中,長串父祖名(patronyms)逐漸被姓氏所取代,但往往仍保留一個父名作為中間名,比如斯拉夫人和荷蘭人;出于類似理由,許多民族的多數姓氏,是由父名固化而來,猶太人姓名中的“ben”、阿拉伯人的“ibn”、北歐人的“-son”、愛爾蘭人的“Mac-”、諾曼人的“Fitz-”,皆源于此類實踐。

▍現任迪拜酋長國酋長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馬克圖姆和大王妃希德的長子拉希德·本·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馬克圖姆

東亞人更熟悉的強化記憶方式,是立牌位、建宗廟、修祠堂,及各種祭祖儀式,類似的祖先崇拜與祭祀活動幾乎存在于所有定居社會(后來有些社會缺失這些儀式,通常是因為被晚近發展起來的某種高級宗教排擠了);這些儀式表面上是告慰祖先靈魂,實際上卻履行著鞏固群體內合作關系的社會功能。

每個定居民族都有自己的創世神話和始祖傳說,始祖常常還會兼任創世之神,在吟誦和記憶共同祖先時,始祖的名稱、形象和故事被固定下來,隨著世代更替而逐漸變得遙遠而神秘,最終被神化,或者被附會到某個既已存在的神靈上;這些神話的用意,并非像后來的哲學家那樣,試圖為世界存在或人類起源給出一個可信解釋,而只是強化血緣紐帶的一種敘事方式。

然而,祖先記憶和氏族歷史敘事,只能為合作提供一種動機,盡管很重要,但并不能解決群體擴大后必定帶來的內部沖突;當父系群規模超出鄧巴數時,其中關系最遠的青年已是三重或四重堂兄弟,親緣系數(r)只有1/64或1/128,這么弱的親緣,很難說服個人冒著犧牲重大利益的風險去和并無深交的遠親合作,只有在群體面臨急迫的外部威脅,或者在多方混戰中選擇站在哪一邊、與誰結盟這種場合,才能起作用。

老人政治的意義

要組成緊密而足夠大型的群體,還需要其他手段,最早發展出的辦法是強化父權——當前述五級父系群擴展到六級時,總人數就超出了鄧巴數,但是,假如其中各分支的家長有能力約束其成員的行為,減少群體內部沖突,那就有了一種突破鄧巴限制的方法:現在,群體和諧只需要家長們之間達成緊密合作即可。

▍只要那些有能力約束自己家族成員的家長能相互合作聯盟,那么整個群體人數便可能突破鄧巴數

如圖所示,若每位家長控制一個十幾二十人的擴展家庭,并且二三十位家長(他們是三重以內堂兄弟)組成合作聯盟,那么群體規模便可達到三四百,與此同時,群內每個成員需要長期交往密切合作的熟人數量仍處于鄧巴數之下。這樣,當分屬兩個支系的年輕人發生沖突時,糾紛便可由雙方家長出面解決,或提交家長會議裁斷,并迫使當事人接受裁決結果。

同樣,當群體面臨外部威脅,或謀求與其他群體結盟,或準備對外發動攻擊等公共事務而需要集體行動時,家長聯盟將充當決策與執行機構;也可以這樣理解:通過強化父權,家長們把家族樹最下面一兩層排除出了維持群體團結所需要的那個關鍵合作圈子,從而避開了鄧巴數限制。

人類學材料顯示,上述模式廣泛存在于前國家定居社會,而且它正是在定居之后才出現的;游動性的狩獵采集社會大多是平等主義的,沒有高度壓制性的父權,長輩也很少向晚輩施加強制性規范,而一旦定居下來(或者游動性減弱),父權便出現了,并且在近代化之前的整個文明史上都占據主導地位。

當今世界,凡國家權力所不及的定居社會,像阿富汗、索馬里、中東和非洲的部落地區,父權仍非常強大,并且是維持基層社會秩序的主要力量。

▍位于東非的馬賽族是一個父系社會,部落內男性長者擁有重要事務的決定權,成員的等級則由年齡決定

父權的常見表現有:對家庭財產的控制,并盡可能的延遲分家,控制子女婚姻,社區內的老人政治;因定居而發展出的財產權,是家長執行父權的強大工具,愛爾蘭傳統社會的家長,會將財產牢牢控制在手里,即便子女都已成家也不分割家產;一些非洲部族的家長更夸張,當家庭財富增長時,優先用于為自己娶更多妻子,生更多孩子,而不是資助成年子女結婚成家(因而多妻往往與強父權相聯系)。

這種做法發展到極致時,老男人們幾乎壟斷了娶妻機會,在非洲班圖語民族(例如西非的約魯巴人和豪薩人,肯尼亞的康巴人)的許多部落中,父權高度發達,多妻制盛行,男性在熬到40歲前很難娶到妻子,而十歲出頭的年輕女孩常常被嫁給五六十歲的老男人;賈瑞德·戴蒙德在檢查了大量人類學材料后發現,此類現象廣泛存在于傳統農牧業定居社會中。

我們很容易理解親子沖突理論:盡管父母和子女很大程度上有著共同利益,但兩者利益仍有重大區別,父母希望在各子女間恰當分配家庭資源,以便總體上獲得最佳繁衍成效,而每個子女都希望更多資源分給自己這一支,所以不希望父親生太多孩子。

▍摩門教末世圣徒教會的支持者、美國亞利桑那州的88歲老人喬·杰索普(最中間站立者)與他的5個妻子、46個子女以及239個第三代成員

強大的父權改變了親子沖突中的力量對比,壓制了子女需求中偏離父親愿望的部分,而且宗族組織的發展又強化了這一父權優勢:原本,父代的多子策略高度受限于本人壽命,當預期壽命不夠長時,繼續生育意義就不大了,因為失去父親保護的孤兒很可能活不到成年,但有了宗族組織,孤兒就有望被亡父的兄弟、堂兄弟和叔伯收養,甚至得到族內救濟制度的幫助(救濟制度最初就是伴隨宗族組織的發達而出現的)。

將親子沖突理論稍作擴展,可以讓我們更好的理解家長制和部落老人政治:個人在家族樹上所居層次(俗稱輩份)越高,其個體利益和群體利益的重合度就越高,因而長輩總是比晚輩更多地代表群體利益,他們之間若能達成緊密合作,便有望維持群體和諧,并獲得集體行動能力,而同時,因為長輩間親緣更近,長期熟識的幾率也更高,因而緊密合作也更容易達成。

父權和家長聯盟為擴大父系群提供了組織手段,不過,若僅限于此,群體規模的擴張將十分有限,因為家長聯盟的規模本身受限于鄧巴數(還要減去每個支系的規模),若要繼續擴張,要么讓每位家長控制更多成員,要么讓家長聯盟發展出多個層級,無論哪種安排,高層聯盟中的每位成員都將代表一個比擴展家庭更大的支系。

宗族社會的誕生

問題是:誰來代表這個支系?假如壽命足夠長,一位曾祖父便可代表四世同堂的大家族(比擴展家庭多出一級),但活的曾祖父太少了;一種解決方案是選舉,事實上,部落民主制確實存在于一些古代社會;不過,更自然的安排是讓長支擁有優先權(說它“自然”是因為其優先權是自動產生的,無須為此精心安排程序機制),比如周代的宗法制,讓長支(大宗)對幼支(小宗)擁有某些支配權,并作為族長代表包含二者的上一級支系。

▍宗法制示意圖

于是就產生了一個三級宗族結構,理論上,這樣的安排可以無限制的迭代,從而產生任意規模的宗族,同時,每一層級的合作圈都限于幾十人規模,因而每位家長或族長需要與之保持長期緊密合作關系的人數,也都限于鄧巴數之下。

實際上,組織能力總是受限于交通、通信和信息處理能力等技術性限制,更致命的是,委托代理關系和逐級控制關系的不可靠性,隨著層級增加,上層族長越來越無法代表下層支系的利益,也越來越難以對后者施加控制,經驗表明,具有某種集體行動能力的多級宗族組織,規模上限大約幾千,最多上萬。

在古代中國,每當蠻族大規模入侵、中原動蕩、王朝崩潰、帝國權力瓦解之際,宗族組織便興旺起來,聚族自保歷來是人們應對亂世的最自然反應,古典時代以來的第一輪宗族運動,便興起于東晉衣冠南渡之時;如果說第一輪運動主要限于士族大家的話,南宋開始的第二輪運動則吸引了所有階層的興趣,家族成員無論貧富貴賤都被編入族譜。

和聚居村落的結構布局一樣,宗族組織的緊密程度和集體行動能力同樣顯著相關于所處環境的安全性,華南農耕拓殖前線,或者國家權力因交通不便而難以覆蓋的地方,宗族組織便趨于發達和緊密;人類學家林耀華描述的福建義序黃氏宗族,血緣紐帶歷二十多代六百多年而不斷,到1930年代已發展到15個房支,每房又分若干支系,各有祠堂,從核心家庭到宗族,共達七個組織層級,總人口近萬。

▍義序黃氏宗族祠堂

類似規模的宗族在華南比比皆是,在宗族之間時而發生的大型械斗中,雙方常能組織起上千人的參戰隊伍,可見其規模之大,行動能力之強;華南許多宗族部分的從福建遷入江西,又從江西遷入湖南,但許多遷出支系與留在原地的支系之間仍能保持定期聯系。

共同祖先記憶、父權、家長制、族長會議、大型宗族組織,這些由擴大父系群的種種努力所發展出的文化元素,不僅為定居社會的最初大型化創造了組織基礎,也為此后的國家起源提供了部分制度準備,父權和族長權,是早期國家創建者所倚賴的諸多政治權力來源之一。

當然,父系結構的擴展只是社會大型化的多條線索之一,要建立起數十上百萬人的大型社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文|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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